Graffiti

我对旅行，大概是“叶公好龙”式的喜欢。每次旅行归来，都很累。无关行程密度，可能更多的是恍惚，辨不清真实的生活；或是沮丧，短时间切换生活状态的沮丧。 孟常老师的沮丧，来自野心。把旅行当作理解自我、人类和世界的方式，以加缪式的苦修来要求自己，像记者一样，打开遍布全身的天线，欢迎来自旅途中任何嗡嗡作响的声音；期待那些杂乱的、狂野的、新鲜的见闻，来冲刷自己的个体偏见、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。 我没有这样的野心，偶尔翻几篇攻略，也就放下了对加滤镜的美食美景的期待。行程中每天随手拍几张，给亲友汇报动态。也许这样的漫不经心，反倒让我对旅途中那些细小的惊喜，记忆犹新。 年初去东亚，日本。随手发的四张照片，是彩绘的下水道井盖、涂鸦般挂着的玩偶串、像二次元里开出来的五色工程车、和大阪交通事故的告示板。我没法复原当时的心情，可能是感受到一种“生存之上”的无用而有趣，也可能是想到入殓师，感觉到对生活的认真和对生命的敬重。后来，在日本生活的朋友说，日本的彩绘井盖，根据城镇特色绘制，想让人从脚下认识一座城。日本，给我留下的剪影，便是这些精巧灵动的细节吧。 后来去了深圳，为了追剧。去现场之前，很难想象，我会因为能亲眼看到喜欢的演员演喜欢的角色，而在开场时就想哭。演出前，看到一个姑娘cos朱丽叶，穿着经典的大红裙，在阳台的布景前拍照，我没忍住随手拍了一张侧影。后来在微博上，看到别人的观后感及现场照片，我惊讶地发现是同一个人。姑娘的裙子，是自己手工制作的，确实很别致。演出落幕后，剧院的灯光打开，我很遗憾Curtain call里没有我最喜欢的《爱》，小声叨咕了一句。也许是被邻座的姑娘听见了，也许是剧迷们有着相似的心情，散场时，姑娘边走边哼唱了《爱》，我俩对视了一下，互相点头微笑，然后道别。深圳的剪影，对我来说，便是天使在唱歌。 年中去了南亚，斯里兰卡。跟着同伴，进行一场无脑打卡游。因为时差，第一天格外漫长，大家在酒店看起了世界杯。格外招蚊子的我，赶蚊子的动作，可能像个投入的球迷。后来店员拿来了蚊香，那一瞬间竟然觉得很感动了，对着蚊香拍了张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的照片。这是斯里兰卡初印象。 斯里兰卡是一个小费国家，其实这一度让我很不习惯。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像新加坡一样，直接在账单里加上固定比例的服务费。一路下来，倒是感觉单独给小费的行为，也许算一种额外的提醒吧。毕竟，我...

上周我去看了音乐剧Evita。贝隆夫人，史称阿根廷第一夫人，是阿根廷曾经的精神领袖，33岁宣布退出副总统竞选后不久，因病去世。音乐剧概述了伊娃，从玛丽亚·伊娃到伊娃·贝隆的蜕变，从夜总会歌女到总统夫人的传奇。 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》便出自这部音乐剧，曲调几乎贯穿始终。无知的我一度以为这首歌是阿根廷输球专曲。 带着仅有的故事大纲，和对名曲的敬畏之心，我昏昏欲睡地走进了剧院。后果就是，大部分唱词都没有听懂，几乎全靠表演猜剧情了。 音乐剧安排了一个上帝视角的讲述者Che，概述背景。偶尔也参与到剧情中，对伊娃或嘲讽、或针锋相对、又好像带点调情和不舍。这种复杂的情绪，大概是和伊娃贝隆传奇复杂的一生、历史对她复杂的评价契合的吧。 惊喜的是，让我印象最深的唱段，并不是鼎鼎大名的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》。 首先是玛丽亚·伊娃，在歌舞厅迎来送往，利用身边的男人一点点往上爬的情节。这部分的唱段是 Goodnight and thank you . 演出利用了一个旋转门，每唱一小节，伊娃便带着一个男人从旋转门里出来，再转回幕后，再换一身衣服，换一个人携手走到台前，衣服越来越精致华美，被丢掉的男人们忠实地作为垫脚石，在舞台的一角牵手加入合唱。伊娃每上一步，就丢掉原来的男人，物色新的助力，不久便声名显赫。这种设计对情节的完成度很高了，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听译唱词的我，也能囫囵领会到剧情。 另一个惊喜的设计，是抢椅子游戏。动乱中的阿根廷，政坛上候选人很多，头把交椅却只有一个。舞台设计上，候选人始终比椅子多一个，在滑稽的曲调中，他们迈着严肃的步子围绕椅子走动，就像普通玩游戏一样，音乐停止时，他们抢先坐下，站立者出局。最后在 Peron! Peron! Peron! 的呼声中，胡安贝隆上校坐上了头把交椅。这个设计让我觉得有些黑色幽默，一场动乱，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失业挨饿、家庭分崩离析，对抢椅子对人来说，只是一场游戏。每个人出局的姿态，也挺有意思，有的仔细整理衣冠，昂首阔步骄傲下台，有的留下一口唾沫，最后一个恭敬的把胜利者迎上头把交椅。这些，是单凭音乐难以反应出来的。这个唱段叫做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，这个短语代表着一种政治哲学，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. It's not about what...

2018 年 1 月，法国音乐剧《摇滚莫扎特》在上海演出 24 场。没有想方设法去看一次现场，成为我在 2018 年里的，第一个遗憾。苍白的语言无法形容，这部音乐剧给我的跨越时空和语言的震撼。 莫扎特，天才莫扎特，全名 “ Wolfgang Amadeus Mozart  沃尔夫冈 · 阿马德乌斯 · 莫扎特 ” ，六岁的时候就谱出了第一首协奏曲，十一岁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，十七岁担任萨尔斯堡宫廷唱诗班指挥。他在欧洲各国游历，所到之处赞扬不断。 Amadeus 阿马德乌斯，拉丁文原意为 “ 上帝的钟爱的人 ” ，可能因为太过钟爱， 35 岁便被早早地召回上帝身边。这种描述也许太过浪漫，无视了现实的折磨，可我喜欢。《摇滚莫扎特》，就充满了这样的法式浪漫，从音乐到舞美，把莫扎特的任性与骄傲表现得荒诞又真实；这种浪漫与骄傲，在死神面前，也从未妥协。 剧目的开场，便是一场死亡带来的乾坤颠倒。在《安魂曲 - 末日经》的音乐中，莫扎特的靠山亲王大主教 施拉顿巴赫 过世了 ， 专横跋扈的科罗雷多掌了权，要求莫扎特的作品必须为宗教仪式而写。这是枷锁，沉重的枷锁，而枷锁，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这场死亡仪式下，莫扎特一家人唱起了《挑战陈规》：我们日复一日、卑躬屈膝。可怜的肉食者，只准温驯地服从，没有宽容纵容、没有浪漫诗意。无尽黑夜中烦恼的长线，将我们变成强颜欢笑的提线木偶。 如果只有控诉，也称不上成功的挑战。他们唱着 “ 焚毁镀金的牢笼，敢于向往乌托邦，唯有癫狂，方可促使我们前行 ” ，少年莫扎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疯子，在家人焚毁牢笼的歌声中蹦蹦跳跳地冲上舞台，向观众致敬。 —— 《安魂曲 · 末日经（震怒之日）》（拉丁语） —— 《挑战陈规》（法语） 莫扎特的挑战陈规，远不止唱唱跳跳，他拒绝了科罗雷多的职位，和母亲离开了萨尔斯堡，前往曼海姆。途中，他疯狂地爱上了女高音歌手阿洛伊西亚 · 韦伯 Aloysia Weber ，这引起了莫扎特父亲的愤怒，来信提醒他，不要忘记自己的事业：一个没有工作的音乐家，就是个无业游民， 一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杂耍小丑。只有去巴黎，才能获得与其才华相匹配的尊敬与成就。 但是，动乱中的法国，也难以找到人为莫扎特的作品买单，莫扎特的母亲在旅途中病逝。这是整部剧里的第二场死亡，舞台上的莫扎特一身红衣，...

从小，语文课上教育我们：要把作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。似乎没错，因为以历史进程为主导的叙事作品太多了。比如《三国演义》，虽然塑造了数不清的英雄传说，但开头是“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”，结尾也必然是“三家归晋”。好像英雄人物只是负责推动历史进程，人再了不起，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。 这样的思维方式下，我们总有种错觉。历史的进程是辆大车，似乎大部分人在车上，被历史的车轮裹挟着，向着同样的方向进步。英雄在车头，代表了普罗大众。真的是这样吗？ 现实里的普通人，在车下零零散散地随机游走着，挣扎在自己生活的泥潭里，耗尽一生的力气。历史的车轮走偏了，也许有一天可以折回来。可留下的车辙和沟壑里，是被永远改写的生命，是他们无声的呐喊和血泪记忆。 （——乘桴） 可能因为我没有王子和英雄梦，用青鲤君的话来说，连看武侠小说，也只会代入“在打斗的客栈里，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的店小二”。比起宏大的历史进程，我更想关注一下身边的普通人。   我不忍详细描述折叠的北京里，那些普通的快递员、清洁阿姨，不妨看看音乐里的普通人。时隔数百年，我们还是一样的人。 第一首是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的序曲《天可怜见／向下看》。这首歌概括了故事背景：冉阿让，一个 为了快饿死的侄子，偷了一块面包的青年，被判处了五年劳役，出狱后在就业中屡遭拒绝。流民和囚徒们，绝望又悲愤地唱着“天可怜见，请你们向下看一看，看看他们的眼睛。向下看看，你也会死在这里，死在这片土地上。太阳如此炽烈，像地狱一样灼烧。” ——《 Prologue/Look down 》 第二首《夜的女孩儿》出自音乐剧《变身怪医》，歌女 Nellie 唱着“我们是夜的欢乐场，出卖夜晚的财富，直到天明。当狂欢结束，我们瞪着白日的虚空，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呢？我们活在夜里，我们在夜里付出仅有的一切。我们别无选择，我们只知道不得不献出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，白天对夜的女孩儿来说，不可能明亮。”另一个歌女 Lucy 却心怀期待：在某个地方，我会有属于自己的某一天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天，为什么我没有？ ——《 Girls of the night 》 第三首《 Bui-doi 》，出自音乐剧《西贡小姐》。《西贡小姐》的故事背景是美越战争，当美国大兵爱上越南妓女，战争结束后，却无法带着妻儿一起回国。若干年后...

涂鸦，无处不在。个人的碎碎念，是自我存在的证明，也是一场私密的自我对话； 街头涂鸦，却承载了更多“公开喊话”的功能，是城市角落里滋长的创作与正义。 毕恒达先生这样形容涂鸦客们：“他们鬼没神出，身份隐秘，你的黑夜是他的白天；飞檐走壁，突破空间限制，越是危险越受尊敬；踢爆体制，批判现状，凸显自我与社会正义。” 空间论述、政治抗议、反叛精神等，都是与涂鸦密切相关的议题。 上世纪60年代末期，纽约的青少年们掀起了第一波街头签名涂鸦的风潮。早期的涂鸦客将他们居住的地区形容为“地狱”，到处都是贩毒者与帮派，街头仿佛战场。底层的青少年们如何能从地狱里逃脱、找到可以表达自我、受到认可的机会呢？ 都市空间的资源，由政府官员、企业家所决定，街头充斥着明星、运动员、企业家与政治人物，如果没有这般天使的面孔、强健的体格、显赫的家世呢？底层的青少年们，在被抛弃的沮丧中，在城市的废墟里开辟出了涂鸦世界：用废弃的颜料桶、自制的喷枪，在都市的公共空间里，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借着纽约的地铁，送往城市的各个地方，告诉其他人：我存在。涂鸦是他们说话的方式、是对都市霸权的抵抗。 谁享有一座城市的视觉空间与话语权？这是涂鸦文化形成之后，值得让人审视的问题。资本家用钱买下空间，推销商品，广告无孔不入；没有钱、但是有话要讲的弱势市民呢？涂鸦客们借着城市角落的废弃空间、或是挤压现存空间，用涂鸦宣言着一种表达权的公平性。 耐克，提供个人定制服务，消费者可以提供自己喜欢的字句来定制运动鞋，用来表达自我。Jonah Peretti选择定制耐人寻味的字句“血汗工厂”（sweatshop），却屡次被拒绝，转而请耐克发送一张制作他运动鞋的10岁越南童工的照片。公开往来邮件后，这件事成了公共事件。可以说，Jonah借助耐克提供的涂鸦渠道，替底层劳工发出了一声抗议，虽然微弱，聊胜于无。 网络空间上，ACFUN和BILIBILI，俗称A站和B站，开启了国内视频弹幕的先河。自称活在二次元的青少年们，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发表评论，像子弹一样从屏幕上飘过，强行与其他观众观众互动。我想，广义上来讲，这是街头涂鸦在在网络上的延伸。连受到的批评也如此类似：由于审核不严，而容易产生令人反感的评论，是对网络空间的破坏。那么，谁享有网络空间，谁又该决定网络空间呢？ 议题涂鸦的鼻祖，是很...

课桌椅、厕所门、电线杆、墙面、树干......  涂鸦，不分介质、不分场合、不分形式，无所不在。 最常见的涂鸦，大概是“到此一游”，像是一种证明、一种宣言。 西游记里，孙悟空驾着筋斗云翻到天的尽头，在柱子上写下“齐天大圣到此一游”几个大字，最终却只是证明了自己“难逃如来佛的掌心”。 “到此一游”、或者说“我来过”，也许可以对应英文里的”I was here”. 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，被拘禁50年后获得假释的Brooks，却选择了悬梁自尽，在梁上刻下“Brooks was here”,留下自己卑微存在的证明。这个场景，让我对”I was here”这句话念念不忘。 大学里，新生文化衫上印证"I'm here 2011"，毕业时，变成了"I was there 2015"。好像还没感受到毕业离愁，就匆匆迎来了热带小岛的新学期。以至于在“母校生日”这种集体刷屏狂欢中，我 想着：“我来了”、“我来过”，这可能是我与学校，最客观的联系了。 更早的时候，印刷术普及以前，墙壁作为公共空间最重要的载体，可以说是涂鸦宝地。苏轼在庐山留下了《题西林壁》，成为传世佳作；崔颢登黄鹤楼，留下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”，相传这首诗被李白看到后感叹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壁作涂鸦，因为更难以清除，长期以来，都收到过往行人的青睐。 但是公共空间，特别是景区里的涂鸦，大多被视作一种破坏。为了便于管理，有的地方会特设题板或留言墙，引导游客有节制地抒发心情。这种管理模式，慢慢发展成为“合法涂鸦专区”。 景区里，挂满同心锁的栏杆，可以算作特别的“合法涂鸦区”。同心锁上，是爱的涂鸦，刻着某某和某某，天长地久；是恋人的宣言、也是美好的期待。 刻着“一世分离”、“一生永不”的同心锁 大概是“一生一世”“永不分离”吧 除了这些常见的形式，美国的西雅图有一面口香糖涂鸦墙。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，剧场的观众排队进场时，顺手把口香糖粘在墙上，剧场企图清除未果，只好任其滋长。粘贴的墙面变得越大越厚，五颜六色。时间久了，有游客发展出口香糖艺术，粘出爱心、Peace等字或者图形，甚至粘成“到此一游”的涂鸦，用来留言。到1999年，已经发展成西雅图的观光胜地。 西雅图的“口香糖涂鸦墙”（Photo by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