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raffiti

去RCHD，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电吉他的乐声、外婆的澎湖湾的歌声，遮不住我所看到的，真正感受到邮件中描述的the severely disabled。 行程与另一个组织重合，我们到场的时候，能“坐起来”的residents已经都被推出来，听歌。 其实并不是很敢上前，突兀地献出关怀进行友好的“交谈”，机械地站在人群中，跟着音乐拍手，像做坏事一般地偷偷打量着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哭出来，那样实在太奇怪、更怕会是二次伤害。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，只能说与我心理预期，有很大的偏差。虽说都是Youth，看起来并不是，大概是岁月对他们太残忍。 看着他们口不能言，甚至连“坐”都需要借助外力的帮助，艰难地发出相似的奇怪的声响、或是动着仅有的能控制的部位，表达着不同的情绪，但其实每一种，我都不懂。在人群的吵闹声中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这种关怀，会不会不喜欢这样被推到人群中央、被围观、被迫听着不喜欢的歌、被祷告。比如我面前的小孩，总是弯着腰、把头埋进腿里，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心情不佳，轻轻推起来或者问话，都得不到任何回应。后来一个老爷爷过来，突然拉起我的手放在他后脑勺上，我这才注意到有一条长长的疤，根据老爷爷指引的方向，大概这条疤从后脑勺一直到后背。我才明白过来，也许他低头，是想给我看这条疤痕吧。不知道能做什么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，我只能尝试反复地轻轻抚摸那条疤痕。还是没有反应，我依旧不明白。 也有活泼一点的，挥着手像是让我过去，然后伸出一只手，我以为是要握手，他却并不满意。旁边的阿姨提醒：抱他一下。好，抱一下。然后他侧过脸，这次我明白了，这是要亲呢。着实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也不忍拒绝。后来他又指着阿姨手上的乐谱，这是让我唱歌呢，好，我唱。唱着唱着嘴边多个话筒，吉他手也跟上了我的调子。骑虎难下，好在也没谁认识，唱就唱吧。结果还不错，至少能感觉到他很开心，末了还要亲我一下。 喂他们吃午饭之后、推回宿舍休息，陪着看画、涂色、念字母。稍微看了一下各个床位的介绍，能做到这几项的已然不多，更多的只能对Yes/No做出一点点反应。那个要抱抱的小孩，92年出生。会比划着让每个人给他签名，然后比划着让我再慢慢抄那些名字、边抄边念字母。我在想，这是他保留的孩童对善意的自然回馈、还是他其实真的什么都明白？如果是后者，未免太残忍；至少我觉得自己做不到。

我对旅行，大概是“叶公好龙”式的喜欢。每次旅行归来，都很累。无关行程密度，可能更多的是恍惚，辨不清真实的生活；或是沮丧，短时间切换生活状态的沮丧。 孟常老师的沮丧，来自野心。把旅行当作理解自我、人类和世界的方式，以加缪式的苦修来要求自己，像记者一样，打开遍布全身的天线，欢迎来自旅途中任何嗡嗡作响的声音；期待那些杂乱的、狂野的、新鲜的见闻，来冲刷自己的个体偏见、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。 我没有这样的野心，偶尔翻几篇攻略，也就放下了对加滤镜的美食美景的期待。行程中每天随手拍几张，给亲友汇报动态。也许这样的漫不经心，反倒让我对旅途中那些细小的惊喜，记忆犹新。 年初去东亚，日本。随手发的四张照片，是彩绘的下水道井盖、涂鸦般挂着的玩偶串、像二次元里开出来的五色工程车、和大阪交通事故的告示板。我没法复原当时的心情，可能是感受到一种“生存之上”的无用而有趣，也可能是想到入殓师，感觉到对生活的认真和对生命的敬重。后来，在日本生活的朋友说，日本的彩绘井盖，根据城镇特色绘制，想让人从脚下认识一座城。日本，给我留下的剪影，便是这些精巧灵动的细节吧。 后来去了深圳，为了追剧。去现场之前，很难想象，我会因为能亲眼看到喜欢的演员演喜欢的角色，而在开场时就想哭。演出前，看到一个姑娘cos朱丽叶，穿着经典的大红裙，在阳台的布景前拍照，我没忍住随手拍了一张侧影。后来在微博上，看到别人的观后感及现场照片，我惊讶地发现是同一个人。姑娘的裙子，是自己手工制作的，确实很别致。演出落幕后，剧院的灯光打开，我很遗憾Curtain call里没有我最喜欢的《爱》，小声叨咕了一句。也许是被邻座的姑娘听见了，也许是剧迷们有着相似的心情，散场时，姑娘边走边哼唱了《爱》，我俩对视了一下，互相点头微笑，然后道别。深圳的剪影，对我来说，便是天使在唱歌。 年中去了南亚，斯里兰卡。跟着同伴，进行一场无脑打卡游。因为时差，第一天格外漫长，大家在酒店看起了世界杯。格外招蚊子的我，赶蚊子的动作，可能像个投入的球迷。后来店员拿来了蚊香，那一瞬间竟然觉得很感动了，对着蚊香拍了张几乎什么也看不清的照片。这是斯里兰卡初印象。 斯里兰卡是一个小费国家，其实这一度让我很不习惯。不理解为什么不能像新加坡一样，直接在账单里加上固定比例的服务费。一路下来，倒是感觉单独给小费的行为，也许算一种额外的提醒吧。毕竟，我

上周我去看了音乐剧Evita。贝隆夫人，史称阿根廷第一夫人，是阿根廷曾经的精神领袖，33岁宣布退出副总统竞选后不久，因病去世。音乐剧概述了伊娃，从玛丽亚·伊娃到伊娃·贝隆的蜕变，从夜总会歌女到总统夫人的传奇。 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》便出自这部音乐剧，曲调几乎贯穿始终。无知的我一度以为这首歌是阿根廷输球专曲。 带着仅有的故事大纲，和对名曲的敬畏之心，我昏昏欲睡地走进了剧院。后果就是，大部分唱词都没有听懂，几乎全靠表演猜剧情了。 音乐剧安排了一个上帝视角的讲述者Che，概述背景。偶尔也参与到剧情中，对伊娃或嘲讽、或针锋相对、又好像带点调情和不舍。这种复杂的情绪，大概是和伊娃贝隆传奇复杂的一生、历史对她复杂的评价契合的吧。 惊喜的是，让我印象最深的唱段，并不是鼎鼎大名的《阿根廷别为我哭泣》。 首先是玛丽亚·伊娃，在歌舞厅迎来送往，利用身边的男人一点点往上爬的情节。这部分的唱段是 Goodnight and thank you . 演出利用了一个旋转门，每唱一小节，伊娃便带着一个男人从旋转门里出来，再转回幕后，再换一身衣服，换一个人携手走到台前，衣服越来越精致华美，被丢掉的男人们忠实地作为垫脚石，在舞台的一角牵手加入合唱。伊娃每上一步，就丢掉原来的男人，物色新的助力，不久便声名显赫。这种设计对情节的完成度很高了，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听译唱词的我，也能囫囵领会到剧情。 另一个惊喜的设计，是抢椅子游戏。动乱中的阿根廷，政坛上候选人很多，头把交椅却只有一个。舞台设计上，候选人始终比椅子多一个，在滑稽的曲调中，他们迈着严肃的步子围绕椅子走动，就像普通玩游戏一样，音乐停止时，他们抢先坐下，站立者出局。最后在 Peron! Peron! Peron! 的呼声中，胡安贝隆上校坐上了头把交椅。这个设计让我觉得有些黑色幽默，一场动乱，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失业挨饿、家庭分崩离析，对抢椅子对人来说，只是一场游戏。每个人出局的姿态，也挺有意思，有的仔细整理衣冠，昂首阔步骄傲下台，有的留下一口唾沫，最后一个恭敬的把胜利者迎上头把交椅。这些，是单凭音乐难以反应出来的。这个唱段叫做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，这个短语代表着一种政治哲学，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. It's not about what'

2018 年 1 月，法国音乐剧《摇滚莫扎特》在上海演出 24 场。没有想方设法去看一次现场，成为我在 2018 年里的，第一个遗憾。苍白的语言无法形容，这部音乐剧给我的跨越时空和语言的震撼。 莫扎特，天才莫扎特，全名 “ Wolfgang Amadeus Mozart  沃尔夫冈 · 阿马德乌斯 · 莫扎特 ” ，六岁的时候就谱出了第一首协奏曲，十一岁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，十七岁担任萨尔斯堡宫廷唱诗班指挥。他在欧洲各国游历，所到之处赞扬不断。 Amadeus 阿马德乌斯，拉丁文原意为 “ 上帝的钟爱的人 ” ，可能因为太过钟爱， 35 岁便被早早地召回上帝身边。这种描述也许太过浪漫，无视了现实的折磨，可我喜欢。《摇滚莫扎特》，就充满了这样的法式浪漫，从音乐到舞美，把莫扎特的任性与骄傲表现得荒诞又真实；这种浪漫与骄傲，在死神面前，也从未妥协。 剧目的开场，便是一场死亡带来的乾坤颠倒。在《安魂曲 - 末日经》的音乐中，莫扎特的靠山亲王大主教 施拉顿巴赫 过世了 ， 专横跋扈的科罗雷多掌了权，要求莫扎特的作品必须为宗教仪式而写。这是枷锁，沉重的枷锁，而枷锁，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这场死亡仪式下，莫扎特一家人唱起了《挑战陈规》：我们日复一日、卑躬屈膝。可怜的肉食者，只准温驯地服从，没有宽容纵容、没有浪漫诗意。无尽黑夜中烦恼的长线，将我们变成强颜欢笑的提线木偶。 如果只有控诉，也称不上成功的挑战。他们唱着 “ 焚毁镀金的牢笼，敢于向往乌托邦，唯有癫狂，方可促使我们前行 ” ，少年莫扎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疯子，在家人焚毁牢笼的歌声中蹦蹦跳跳地冲上舞台，向观众致敬。 —— 《安魂曲 · 末日经（震怒之日）》（拉丁语） —— 《挑战陈规》（法语） 莫扎特的挑战陈规，远不止唱唱跳跳，他拒绝了科罗雷多的职位，和母亲离开了萨尔斯堡，前往曼海姆。途中，他疯狂地爱上了女高音歌手阿洛伊西亚 · 韦伯 Aloysia Weber ，这引起了莫扎特父亲的愤怒，来信提醒他，不要忘记自己的事业：一个没有工作的音乐家，就是个无业游民， 一个被所有人看不起的杂耍小丑。只有去巴黎，才能获得与其才华相匹配的尊敬与成就。 但是，动乱中的法国，也难以找到人为莫扎特的作品买单，莫扎特的母亲在旅途中病逝。这是整部剧里的第二场死亡，舞台上的莫扎特一身红衣，看着死神